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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这个重症病区,近八成患者已成功转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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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马佳听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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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8日,是中日友好医院(以下简称“中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詹庆元援助武汉的第47天。随着疫情形势的日趋明朗,大量医务人员开始陆续撤离武汉,然而詹庆元在武汉的援助工作依旧繁忙。当天晚上9点半,他在结束一个半小时的网络查房之后,终于有时间接受采访。采访结束后,他还要与患者家属沟通病情。
      
      中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团队在武汉的援助任务,是整建制接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一个重症病区,詹庆元是团队临床工作负责人。抵达武汉后,詹庆元及其团队共收治了72位危重症患者,除了援助早期有3名患者去世以外,截至3月18日,共成功转出56位患者至普通病房,占收治总人数的八成左右。詹庆元说,他对这样的救治结果还算满意。
      
      大约10天前,詹庆元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感慨:“武汉,寒冷的冬天已过去,温暖、美好的春天正在向我们走来。”也大约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负责的病房几乎没再转入新的患者。
      
      把能做的准备都做好
      
      早在1月中旬,詹庆元便开始和武汉的一些同行交流疫情情况,他发现众多医院人满为患。詹庆元当时就觉得武汉他肯定得去,个人心理上的准备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后来,接到了援助通知后,王辰院士给詹庆元打电话,告诉他援助武汉需要从抢救危重症患者的角度准备,包括人员调配、设备配置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方案。
      
      2月1日,詹庆元和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及其相关科室的医生、呼吸治疗师、护士等一支完整的团队来到武汉。随后,中日医院的大量医用设备也驰援武汉,其中包括3台ECMO(体外膜肺氧合)等一批重要的监测和呼吸支持设备,总价值约1500万元。詹庆元的同事们开玩笑说:“把重型武器都搬过来了。”
      
      然而,人员和设备的到位在詹庆元看来都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工作流程不顺畅,这些前期准备的作用都无法发挥出来。他解释说:“危重症患者的救治需要每一个救治环节都衔接得很好,这些工作平时很容易,但是在一个临时改建的陌生医院病房,应对的是未知传染病,要把工作流程做好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那个时候天天晚上开会讨论如何完善流程。”
      
      詹庆元回忆说,比如在援助早期,麻醉医生特别少,在给患者做气管插管时,和麻醉医生的工作对接有些问题,间接导致团队救治患者的工作流程不顺畅。
      
      为此,詹庆元及其团队后期做了改进工作:第一,把麻醉时需要的气管插管设备及防护设备提前准备好,放在患者床头;第二,针对那些可能会进行气管插管的患者,提前和家属签好知情同意书,“不要等到该插管的时候再去签,那就晚了”;第三,提前通知麻醉医生;第四,气管插管更积极,不能等患者病情十分危重时再插。后来,气管插管的患者基本上都抢救回来了。
      
      2月17日,詹庆元团队和同济医院心脏科团队合作,抢救一名两次大面积心梗同时合并新冠肺炎的危重症患者时,同济医院医生感慨:“你们的东西怎么准备这么全啊。”詹庆元说:“几乎对方需要的任何东西,我们都准备了。”
      
      詹庆元觉得这也和团队平时的积累和训练有关系。中日医院平均每年要用100多台ECMO,ECMO相关操作基本上属于常规工作。
      
      詹庆元介绍,当时,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已经从空间布局上做了很大的改造,援助团队到来以后,主要是对重症病区的通风装置进行了升级。此外,将病区分为三部分,绿区是进行了气管插管、无创通气等支持的最危重的患者,红区和蓝区位于绿区两边,用来安置相对较轻的患者,医护人员对应3个治疗区域分成3个治疗组,救治效率得以保证。
      
      目前,中日友好医院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病区的团队大约有120人,詹庆元觉得这是一支经得起考验的团队,因为病区收治的患者常常是危重症患者,导致团队工作压力非常大,“但是团队从来不拒绝这些患者,甚至主动要求收治。在非常规情况下,我们也保证了平时治疗的水准,并没有因为患者传染性强、病房临时组建等原因让救治打折扣。真的像打仗一样,一旦你发了命令,团队就会无条件去执行。”
      
      狡猾的病需要一支更专业的队伍来应对
      
      詹庆元长年从事重症肺炎等呼吸危重症患者的临床救治工作,曾主持撰写国内多个治疗重症呼吸衰竭的临床应用指南。然而,他也坦言,这次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与他以往接触的病例都不一样,“而且差别很大”,单从病本身来说,早期诊断很困难,很多患者在发病早期几乎没什么症状,病“非常非常的狡猾”。
      
      此外,这个病不但攻击肺,还侵犯人体的各个脏器,包括心脏、肠道、肾脏、凝血系统。而且该病的急性排时间很长,詹庆元在临床中发现有的患者40多天核酸检测还未转阴,“这在急性病感染中是很少见的”。
      
      从治疗角度,詹庆元根据自己的临床观察发现,部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对糖皮质激素的反应效果较好,抗炎药物可能有一定的效果。詹庆元说,这些经验都还在总结中,新冠肺炎的发病过程很复杂,对它的了解还不够多。
      
      截至3月18日,中国新冠肺炎已经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928例,累计死亡病例3245例。得益于我国强有力的防治措施,目前国内疫情已呈好转态势,但国外疫情每况愈下。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疫情已构成全球大流行,成为对全人类构成威胁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詹庆元说,新发呼吸道传染病是人类社会永远无法回避的灾难。从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到2009年的新型H1N1流感,再到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以及2013年的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构成严重威胁的新发传染性疾病中,呼吸道病感染占了大多数。
      
      面对这些呼吸道传染病,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詹庆元表示,面对一种新发疾病,在缺乏对其全面了解及明确有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需借鉴既往病性肺炎诊治的相关经验,比如:如何尽早识别高风险患者从而提前干预,如何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及糖皮质激素,从而避免这些药物不合理应用导致的严重后果等。特别是面对呼吸困难、低氧血症甚至呼吸衰竭的患者,如何为提供全程的呼吸支持手段,从普通吸氧、经鼻高流量氧疗、无创通气到有创通气,乃至体外膜肺氧合(ECMO),这些都是呼吸与危重病医学科医生的看家本领。
      
      据中华医师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公布的数据,在4.2万驰援湖北的医务人员中,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有6000余人。
      
      回顾这次援助工作,詹庆元说,这对他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经历,不论是从非常规状态下对危重症患者的抢救,还是对团队的带领,都有很大的收获。在被问及援助工作结束以后有没有想过给自己放个长假休息一下时,詹庆元说,放不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处理,也希望可以尽早恢复到常规的工作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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